气候变化十万个为什么之三:美欧在《京都议定书》上的分歧

发表于 cycan

作者  妙羚

关键词:美国,欧洲,京都议定书

经过这些天的学习,大多数人或许都已经知道美国并不属于《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而欧盟众多国家则一向是《京都议定书》的发起者和坚定支持者。两者都是发达的经济体,又是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很多领域内,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合作。但是为什么这两者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却走出来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呢?相信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还不甚了解。下面,我将对这一对分道扬镳的“伙伴”做出我的分析与解释。

首先,问题来自于两方不同的政党体制。美国是两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虽然在民主党内,有一定的自由声音会引领社会对于公益,绿色的支持,就如同绿色政治明星戈尔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制约美国政治的其他庞大利益集团及意识形态,例如保守势力,大公司大企业会直接引导美国的各项决策偏向他们的利益选择,而不是将首要目标定义为人类的共同利益;美国历史上持续的孤立主义传统会导致美国更加重视国内的事务和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全球战略,而不是边缘化的全球议题。这样的体制,就使得环境法案的通过极其繁琐,如同我们知道的京都议定书在国会的惨败。相较而言,欧洲政府的各个政党间的合作是常见的,甚至是像绿色政党这样的少数党,如果他们能在民选中团结起来,也是有可能获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的。对于进入后现代化发展的欧洲,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议题是符合欧洲各国利益的。而欧盟的发展,也将这些议题提上整个欧洲的讨论热点。

其次,美国一直将低燃料花费作为自己的一个经济优势。长久以来,美国的低燃料价格一直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部分,同时,低价燃料也使得美国人依赖私人交通,能够更多的居住在国家的各个地方,城市或是乡村,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流动性以及更大的活力。相比之下,欧洲在国家内地域间利用私人交通工具的流动性并没有美国那么强,欧洲有着给予公共交通和铁路交通补贴的历史传统。也就是说不同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对于燃料的依赖程度,从而影响到了国家的政治决策。

第三,《京都议定书》中的基准年选取对于美欧来说差别巨大。总所周知,在《京都议定书》中,将减排的基准年选定为了1990年,也就是说大家最后的减排目标,要和1990年本国的碳排量进行比较。然而,在1990年时,英国已经关闭了绝大多数古老的、赔钱的煤矿,从而转向使用更清洁的的产自北部海井.天然气燃料。德国也已经清理了古老东欧政府的那些排放污染物多、能源利用效率低的工厂。而对于美国来说,相关的转型还没有全面进行。所以美国并不愿意在欧洲主导的减排标准下,制约自己的经济发展。

最后,要源于美国政府对于《京都议定书》科学性的怀疑。布什曾经说过:“虽然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表明,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但是科学院却并没有告诉气候的自然波动对于变暖有多大的影响,也不知道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如何。”也就是说,在美国看来,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的科学性仍是不确定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布什总统很明显不愿意承担为美国建立一个全新的能源系统所需的花费。

总结以上分析,美国有没有减排意愿和愿不愿意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标准去做是两个问题。就我看来,美国国内是有减排的声音的,但是体制与各方利益的制约导致其并不能按照京都议定书的标准执行。欧洲是有着极大意愿并对京都议定书的热情的,但是在如今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欧洲还会发挥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还将在今年的德班会议上看好戏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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