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掌握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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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掌握在我们手中

——卢思骋和他的里约

 

时间:2012.8.21

地点:中国美术馆附近

采访嘉宾:卢思骋

约稿人:苏智

采访记者:王青山、苏智

文字编辑:苏智

 

2012年里约地球峰会期间,由中国本土民间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绿中心,携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万科、万通、溢达集团等21家中国企业召开了“绿色中国 竞跑未来”(China Going Green)为主题的系列活动。这是中国民间NGO组织和企业在国际大会上的首次跨界联合行动,向国际展示一个“正在变绿的中国”。

作为这个活动的发起方之一——创绿中心的总干事,卢思骋对于“里约”有着不一样的感情。20年前,19岁的卢思骋作为一名香港中文大学大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的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的预备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帮助当地原住民共同保护原始森林。这一次的经历在对于他意义重大,开启了他超过20年的环保NGO领域的工作生涯。

卢思骋现任创绿中心总干事,前进工作室创始人,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历任绿色和平(1999-2009)中国项目总监、全球气候行动联盟中国项目统筹(2010)、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及SEE基金会秘书长(2010),还于2009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聘为专家。作为一位对国际环境事务、民间组织国际参与都深有体会的环保工作者,卢思骋对于今年的里约峰会又有怎样的感受?

 

王青山(以下简称王):您在参加里约峰会之前对于里约峰会是怎么期待的呢?当您参加完之后您又有了怎么样新的看法?

卢思骋(以下简称卢):客观来说,今年里约峰会比起过去任何一次环境大会都更具有时效性。从环境来讲,我们绝大部分指标在过去20年都已急剧恶化。气候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其导致的极端天气正在造成重大人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森林破坏、海洋的酸化的情况也都不容乐观。从经济来讲,过去20年各种报告都指出世界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很多国家不仅没有分享到可持续发展成果,还被甩在后面。但主观来讲,从世界各国在会议召开前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已经难以寄望大会想取得突破性成果。

所以我自己一方面对里约抱有期望,因为我们确实需要改变,不然地球的环境会更加严峻。但是我对会议的期望也很低,我从2006年开始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看到各国如何推诿而不愿意去听取科学分析并做出政策努力。

对于里约峰会的和结果,西方主流环保NGO评价为政治们只顾面子不顾地球 (“saving their face but not saving the planet”)。这种说法很恰当,但却忽视了背后深层结构问题,即旧的世界秩序已崩塌,但新的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这也是导致自哥本哈根以来国际环境大会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这里面也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是美国综合国力的衰退,虽然它主观还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影响。然后,欧盟自90年代开始在环境问题上发挥先导作用,引导各国采用了很多好的标准。但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欧洲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他们又不得不采取老的方式去解决危机, 欧元区甚至陷入解体边缘。第三是新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也逐步上升,但他们的政治话语权还是没有得到反映。因此,在新的国际秩序还未建立,政治影响力的重新分配还未谈妥的情况下,大家根本不可能在细节方面达成一致。

不过这次峰会也并非全面失败,它至少保住了92年联合国体系中建立的“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自哥本哈根之后,很多发达国家一直想将这项原则废除,并在屡次国际谈判中做出了尝试,但是被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挡回去了。里约在这个意义上,为推动国际合作做出了贡献。

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孙姗主任曾经说:“企业和NGO联手,是中国民间环保力量的一大特点。”那您认为这次绿色中国竞跑未来活动中,这两者的联手是否达到了预想的期望?

卢:虽然环保NGO已有二十多年发展历史,但其影响力跟实际我们能够发挥的、以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作用仍然有很大距离。在里约地球峰会期间,NGO与企业开展的合作是历次大会以来规模较大、参与数量较多的一次,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已经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很有价值的一步,尽管这一步还很小。若能长此开展合作,企业会逐步认识和理解NGO,并借助NGO积极开展绿色转型,而并非简单“洗绿”;NGO也可以更好的去探索和思考,如何推动和监督这些企业做出实际有效的环保行动。

王:您对今年里约峰会上中国NGO组织的谈判、发表有什么感受?您认为目前中国本土的NGO组织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卢:如果将NGO看作一个行业,中国民间社会作为世界民间社会的一个部分,相比其他经济政治话语权有分量的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我们NGO在国际谈判进程当中发挥的作用是很非常少的,我们在推动世界民间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很浅层的。

谈到这个挑战,我觉得首先是人的问题。今年的里约峰会对未来20年人类如何认识和应对环境和发展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影响,就像20年前,将“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参与”提出来并且主流化,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未看到这一点。再从中国政策环境来说,即使我们参与国际谈判,我们做出的建议也难以落实到决策层面。最后,NGO组织的发展也还不成熟。在过去20年间我们的综合国力,我们的国际影响力都在不断提高,但与此相比,我们NGO的能力增长却完全跟不上。

王:您关注基础四国(中国、巴西、南非、印度)的民间组织工作,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其他三个国家(也就是巴西、南非和印度)在民间组织的发展中有什么特点?在此次里约峰会中有什么您有什么观察?

卢:谈到民间组织的发展,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我们首先看巴西,巴西在80年代还是军事独裁政府,后被社会运动推翻转而走宪政之路,特别提倡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巴西的NGO在国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政府不仅重视NGO的意见和建议,还吸纳了很多NGO工作者,像巴西环境部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在环保NGO工作经历。

再来看印度。印度的环保NGO在国际舞台上也非常活跃,当然他们本身在国内就是很活跃的群体。加上语言的先天优势,很多国际组织都会聘请印度NGO工作者进入他们的政策研究团队,帮助他们开展国际气候谈判跟踪工作。

南非也是这样。南非的白人种族隔离政权在90年代倒台,之后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于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也非常重视。深具影响力的南非钢铁工会也在国内积极倡导使用可再生能源,并要求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可再生能源机制。

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国家的历史和发展的不同导致NGO发挥的作用、参与国际问题的深度不同。我们也没有必要妄自非薄。

王:今年里约的这次大会,“绿色经济”唱了其中的一个主角,但有观点指出这次还是多少强调“经济”,忽略“绿色”,您对中国绿色经济今后的发展有什么预期吗?

卢:我觉得这是对“绿色经济”的一种误读。“绿色经济”本身并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一些西方国家不单倡议欠缺社会公平和全球视野的“绿色经济”以替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更提倡单一模式的某种“绿色经济”。但由于各国政治背景、经济发展方式不同,对于“绿色经济”的认识也就不尽相同,应该容许和鼓励多样化的实践 。其实我们现在不应纠结概念本身,而更应该关注各国是否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认识到之后是否愿意去做出改变。就看我们中国,我们的政府高层其实已经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现有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但是我们地方政府往往未能在工作中真正落实,我觉得这才是根本所在。

王:假设穿越到 2032 年,您再次参加里约+40 地球峰会,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社会和环境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我们还不做出改变,到时候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更不平均,更不公平,更不可持续的世界。

卢:我想,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我们将会目睹更加悬殊的贫富差距,我们会面临更严峻的粮食危机,超过85亿的人口将给世界带来巨大压力。由于分配不均,富有的人、跨国企业将控制大部分的粮食,价格更易波动,全人类将会面临更多结构性的饥饿。气候变化将给更多国家会带来频率更高、力度更大的灾害,特大雪灾、冰灾,长时间、跨地区的旱灾,十年、百年,甚至千年一遇的暴雨洪涝,将带来更大的人民伤亡和财产损失。森林砍伐的速度加剧,印尼、亚马逊的原始森林会逐渐消。更多动物也将消失,我们的后代再也看不到野生老虎、北极熊和犀牛。里约+40时, 我们将后悔不已,曾经有扭转局面的机会在我们手上,我们却没有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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