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哥本哈根干什么？”是此次参加气候谈判大会的中国民间组织都曾遇到的问题。“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说，多家民间组织早在峰会开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各自立场，到哥本哈根发声。媒体报道，国内4支民间代表团赴会，开幕当天，一位民间的“COP15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说：“我想代表与自己观点一样的中国青年说话，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这4支民间代表团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吗？
离开哥本哈根已近两个星期，在那里发生的每一幕却依旧清晰。那些涌动的人流和各色的眼眸，那些充满激情的片段和呐喊。民间“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创办人、24岁的李立以及他负责的“COP15中国青年代表团”，给团队在哥本哈根的表现最高打了90分。
去哥本哈根之前，他们给自己拟定了4项行动：展现、交流、学习以及传递。“这4项行动基本完成。”这与此前的决心相关，李立说，“为了能到哥本哈根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到处拉赞助，从不同公司筹到80多万元，支持30多人来到了现场。”
于是，为了发出声音，这群大多来自国内各个高校、穿着红色服装的中国年轻人，在哥本哈根跟踪大会进程，参加各种游行，进行多种展示，开展“中美青年交流”……成功地吸引了各国媒体的眼球。
而自然之友气候项目协调人窦丽丽，将600本小册子《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从北京背到贝拉中心，分散在相关合作机构展台上，供人们取阅。“这些立场是半年多时间内，在国内200多家民间环保机构多次审议、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出台的”。会议结束后，这些基本代表了中国民间环保机构立场的小册子，几乎被全部取阅。
作为一支更加特殊的队伍，12月8日，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在哥本哈根举行了“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了环保宣言，郑重向全世界媒体和民众展现中国企业家勇于承担环保责任的精神。
即便如此，“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中国民间组织参与人员从20人到上百人，只是一个量的变化。”张伯驹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第三次参加气候谈判大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王香奕也持相同的意见。
张伯驹认为，缺乏对国际性会议议程特点及方式的了解，导致很多人员一直陷入迷茫状态。从自然之友的参会博客中，不难看出，第一次参会的窦丽丽从始至终的感觉都是“乱”。
王香奕认为，环保领域专业性知识的不足，使在会的中国民间组织很难根据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贝拉中心，由“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发起的“今日化石奖”，颁发给当日阻碍会议达成气候变化协议的国家，以此给会议进程施加压力。
“中国，曾被提名了三四次。”王香奕说，对此提名，中国的民间组织人员几乎无法提出反驳意见。“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几乎空白，会议的宏观走向没有把握，怎么提出反驳？”“纵使你有一腔热血。”王香奕显得很无奈，中国最终没有领到“化石奖”，“因为其他国家民间组织的反对”。
当中国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李立和他的团队曾试图发出一些声音，表达中国民间组织立场。他们拟写了一个宣言，准备递交，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征求了一些专家和媒体的意见后，我们怕弄巧成拙，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张斌，在博客中写道：“我认为我们青年人对于会议的影响十分微弱。我们的活动可以吸引媒体的眼球，但改变不了会议的进程。”
在王香奕看来，窦丽丽带来的那些被人们取走的小册子，达到了怎样的影响“无法评估”。而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李立则认为“他们实质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准确地说，是参与了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的活动，不是参加了大会，也不是参与了大会的会议。”张伯驹对此次中国民间组织在哥本哈根总体表现如是总结。
接下来，每个从哥本哈根回国的民间组织人员，都在进行着一些回顾和反思。
收获是一定有的。在哥本哈根，让中国青年代表团两位成员最难忘的事情，是巧遇中国代表团中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得到他的亲切指导。“能直接与政府代表团成员接触是很多青年的愿望”。
以及12月12日，中国青年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会面，中国代表团的三位专家解答了年轻人关于会议议题的一些疑惑，解释了中国立场。
当年轻人问到“如果专家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人，会怎么做”时，得到了中肯的答案：“中国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在今后这样的活动中发挥作用。如果我是像你们这样的青年人，会把会场上各国的积极努力带回国内，把各种建设性的想法带回国内。”
这是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上，中国政府与此次4个中国民间组织重要的一次互动。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目前正一丝不苟地实践专家们的建议。他们准备在一月份和其他组织进行一次有关哥本哈根会议成果的共享，可能会发布当时未能如愿递交的宣言。
这也是张伯驹的期待。经过这次气候谈判会议的洗礼，中国民间组织在下一次的气候谈判大会时，将不仅仅是亮相于世界，而是发出最强音。
王香奕正在做更实际的工作，为其机构成员进行多方面的能力建设“打下一些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