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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2日记|康泽齐: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

康泽齐:CYCAN-COP22青年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2014级环境学院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生。此次希望在大会学到一些一手的气候治理的知识,例如各国愿意付出的减排努力,也希望感受各国青年人改善环境、治理气候的热情。

CYCAN对于《巴黎协定》的回应

巴黎当地时间2015年12月12日晚十九点三十分,在几经拖延之后,随著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先生手中绿色的小槌敲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产出——《巴黎协定》——正式通过。「从来就没有不延期的气候大会」,儘管在本次巴黎谈判前,各方均对这次大会抱以厚望并表现出非常乐观的态度,然而在过去两週中,谈判进展依然是缓慢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关键议题上,各国之间仍存在较大分歧。而对于巴黎协议的雄心和应基于的原则方面,争执和磋商从未停止。巴黎大会开幕初期,超过一百个国家声明希望能够将全球温升控制在较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1.5℃以内,然而这一颇具雄心的目标却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反对。目前,文本中对于温控目标,仍然保留了2℃的字眼,但同时也提及1.5℃这一目标,可以算作是各国在雄心博弈之间折衷的选择。而例如性别平等和代际公平等强调平等原则的词语则反覆进行了修改。   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如解振华主任在协定通过后的发言中所提到的,虽然这个协议并不十分完美,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内容,但并不妨碍我们向前迈出历史性的一步。《巴黎协定》预示著全球淘汰化石燃料行动的开端,各国将自此开始积极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行动来说,《巴黎协定》的通过,也意味著是一个新模式的开端。「一分纲领,九分落实」。协定已经谈成,下一步的关键任务是落实承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对各方谈判代表辛苦的劳动和成果表示感谢和尊重,我们同样期待看到在本次缔约方大会后,各国能够在各自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的基础上加强行动,助推全球早日实现零排放。   本次气候大会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其表现无疑会饱受各方瞩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一月三十日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再次强调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雄心和决心,也为巴黎大会注入了强的政治推动力。在本次谈判中,中国的表现依然积极。在雄心目标方面,中国表示出欢迎的态度。实际上,从去年十一月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开始,中国就已经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来应对气候变化。而这一年来中国所主导的多个双边或多边的政治对话,也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阵营当中起到了引领作用。同时,在本国国内,中国亦採取积极行动。从去年年底发佈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2050》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决心;而从今年全国煤炭产业数据上来看,更能窥见中国这一煤炭产业大国在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力度。 在巴黎,人们呼吁各国加速凝聚共识,力求在2050年达到全球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不可否认的是,推动全球转向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未来已经成为普遍的声音和世界发展方向。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推动一场全球的变革并非单由国家政府就能够实现。这其中,每一个世界公民的参与都必不可少,而青年人的力量尤为重要,正因如此,CYCAN从2007年开始发起高校节能项目,鼓励青年人从校园入手,关注能源使用和转型,共同承担推动改变的责任。《巴黎协定》决定的是2020年后甚至2050年后世界发展的走向,而「代际公平」这一原则也被写入了本次协定的决议和协议当中。未来的世界将由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引领。因此,我们呼吁更多的中国青年人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能源变革是一场正在席卷全球的行动浪潮,世界其他国家的青年已经积极行动,中国青年人也应当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承担起责任,展现自己的行动力和领导力。  

《德班平台》并不平静

(12月1日)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杨富强 德班会议决议中有三个支柱,《德班平台》、《京都议定书》第二期、以及落实坎昆会议和《长期合作行动》的有关决定。尽管在气候谈判中还有四个咨询委员会和小组在进行有关的工作,但从谈判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三个轨道,即《长期合作行动》、《京都议定书》和《德班平台》。在多哈会议上要关闭《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与《长期合作行动》和《京都议定书》二轨谈判相比,多哈的《德班平台》的谈判显得十分平静。在谈判过程中,各方还是重复一些基本观点,还没有在《德班平台》上涉及下一步的谈判议程和方案的制定,以及如何推进谈判。尽管有些国家提出要在多哈会议上对《德班平台》下步工作方案作出决议,而中国、印度和多数发展中国家打太极拳,认为不着急慢慢来,发达国家也不急于推进,《德班平台》谈判显得波澜不惊。各方都知道《德班平台》谈判是主战场,但在多哈会议上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长期合作行动》和《京都议定书》第二期上,先打扫外围战场。如果能够顺利地终止《长期合作行动》和《京都议定书》谈判的话,2012年以后就会集中精力开展《德班平台》的谈判。因此在多哈《德班平台》的谈判上,各方大多无心恋战,或虚晃一枪,或养精蓄锐,或筹谋划策,准备来年较一短长。 《德班平台》按照德班会议决议的授权,有两条线同时开展谈判,第一个是提高和加强2020年前减排的雄心和目标,减少排放的缺口。第二是磋商谈判2020年以后的新的气候变化条约、或议定书、或法律形式、或有法律效力的成果。在去年德班会议最后一天的紧张磋商之中,由于种种原因以及对法律文件的理解,没有明确地将公平、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写入《德班平台》。(详细的情况请见我以前的有关德班会议的报导。)在今年的波恩和曼谷《德班平台》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数次重申《德班平台》以及2020年以后新的气候变化条约都是在气候公约的框架下产生的具体法律文件,而不是另起炉灶。这表明在气候公约中公平的原则,以及在《京都议定书》中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能力的原则,在《德班平台》的谈判应该继续遵循这些基本的原则。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平等地、公平地获得可持续发展权。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形势与前二十年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基本上等量齐观。从历史累积的排放量进行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是7:3。发达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的少于20%,排放量却与占80%以上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相等。世界的气候变化的形势仍然强调发达国家要带头示范减排,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减少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某个阶段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排放,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 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挑战是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达到经济、社会、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和谐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改变发展路径,不要追随发达国家走过的不可持续的老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发展战略面临着种种的挑战。发达国家最大的挑战是要改变刺激消费的经济模式、生产模式和公众的消费行为。在发达国家中能效远比发展中国家高,但是处处却不省能(多用能源),浪费大量的能源。人均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处于高的水平,消费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发达国家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人均的碳排放降下来,在公平的角度上,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全世界人均排放类似的水平。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气候变化谈判的若干原则存有疑虑和抵触,认为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公平的原则来挑战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中所确立的一些游戏规则。同时也担心发展中国家会不积极减少自己的排放。有的发达国家更错误的要将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动态的、全面的角度理解公平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会迅速的增长,排放形势的变化促使公平性进行不同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和责任也在不断地变化。这些调整应该根据气候变化的原则进行。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长时间的过程中,只要还有发展中国家存在,这些基本原则仍然是适用的。 《德班平台》谈判顺利过渡和推进的关键是,要全面的解释和坚持公平、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能力的原则,否则谈判就寸步难行。在《德班平台》谈判上如何公平地分配减排的责任和义务;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设立“防火墙”来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采用不同的减排指标;如何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德班平台》的气候谈判中加以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上述的基本原则是《德班平台》谈判推进的前提条件。发达国家强调新的条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并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发展中国家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关键是这种法律约束力应该建立在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减排模式和衡量的标准。 《德班平台》的联合主席在向联合国COP18大会主席报告的时候,认为《德班平台》一年来的讨论具有建设性和合作性,有一些议题正在相互交流并正逐渐形成共识。《德班平台》的圆桌讨论会议和具体谈判进程的讨论应该进一步加强。《德班平台》联合主席认为,有必要跟参会的各方进行咨询交流,听取更多的不同的意见,为大会提交形成决议的文本。多哈《德班平台》谈判能否形成决议的关键是,《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的谈判应得到一个平衡的、务实的、包容性的结论。 《德班平台》主席邀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智库代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银行界的代表发表意见。大家提出了一些在《德班平台》谈判上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除了最显著关切的气候变化基本原则外,气候变化应该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平衡、相衔接、相协调;应该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和目标,以及2020年以后的国际减排目标,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缺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别应该认真加以考虑;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低碳能源和运用新的低碳、无碳技术;要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不仅政府在气候谈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要推动企业和公众积极的参加减排的行动;要促进增加投资,估算每年需要600亿-1750亿美元的投资;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上的投资要加大加速;投资气候变化和低碳项目要在经济上赢利并且有较大的减排效果。 多哈会议《德班平台》的谈判显得平淡无奇,各方都知道在明年《德班平台》的谈判上必然骤起波澜,一如狂风暴雨到来之前暂时的宁静。明年的《德班平台》的谈判,各缔约方的全方位角力即将开始,《德班平台》谈判将是波涛汹涌,曲折复杂。

义正辞严地要钱

(11月30日)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杨富强 在UNFCCC气候变化谈判中,援助资金是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在多哈气候谈判中,资金援助是关系到多哈COP18会议成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在谈到资金资助的时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会有很多分歧。正如俗话所说,除了割肉疼,就是出钱疼。资金援助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依据的基础是,自工业革命的一百多年以来,发达国家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温室气体。这些累积的温室气体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人为因俗。发达国家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向受到损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但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代表思维僵化、固守偏见,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支持,无非是找借口,用来发展经济或挪作它用,并不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有责任提供资金援助。所以每当提到援助资金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某些人显露出一种鄙夷的脸色,或者是施舍的眼光。有的国家代表躲避采用“历史责任“的语句,用“礼物”的说法替代“资金责任“。在出资的问题上,常常抠抠索索,缺斤短两, 将资金援助作为谈判的筹码。 发展中国家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要求发达国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由于大气中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造成了目前灾害频繁发生、环境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和经济损失巨大。这些都难以用金钱来计算。难道发展中国家就不应该获得索赔性的援助资金吗?据世行和联合国环境署估算,资金援助每年至少几千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有几个重要的内容:适应、减缓、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森林保护等等,这些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在科学的研发过程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才能找到如何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新物种和新办法。在能力建设上,发展中国家在人员数量和人员素质上离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相差甚远,急需培训和补充。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任何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让的实例,因此有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以用发达国家援助的资金来向私人企业购买这些技术专利,这也是开辟另外一种思路实现技术转让的途径。 在多哈会议上需要解决资金援助的几个关键问题。第一,2013年马上就要开始了,但至今仍然没有一分钱的资金援助的承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几种方案,其中非洲国家和小岛国提出在2013年-2015年时间段,推动另一项快速启动资金(类似于2010年-2012年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第二期快速启动资金应该达到600亿美元(每年200亿美元)。第二,建立长期的资金援助的路线图,这意味着2013年-2020年期间,要有一个长期的资金承诺,从2013年开始逐步过渡到2020年的一千亿美元的水平。2020年一千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在多个气候变化大会上反复作出的承诺。如果没有路线图就无法避免发达国家在开始时期给的资金远不适应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然后到2020年,突跳到一千亿美元。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应该在多哈会议决议中授权讨论资金路线图,规定在明年将资金路线图的具体方式加以固化。 第三,第一期的快速启动资金今年底到期,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宣称,他们的出资份额已经完成,有的甚至超额。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却说,他们获得的资金远比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要少许多。根据气候行动网络估算,在第一期的快速启动资金300亿中, 33%是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新钱,24%是在原有资金项目上新增加的资助,20%是用于适应(减缓和适应没有并重),少于50% 是项目资金(管理费和其他费用占近一半)。需要对第一期的快速启动资金进行评估,用MRV对援助方和资助方双方进行评定,对资助的效果进行总结,对没有达到份额或者利用资金不当的行为要追究。这种评估方法要扩展到长期的援助资金,要阶段性的对资金进行评估,以防出资方没有达到份额要求,以及用资方滥用资金。第四,绿色气候基金董事会已经成立,执行机构设在韩国。董事会由24名成员组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亚洲的董事由中国担任,副董事由韩国担任。绿色气候基金建立起来了,但现在却没有一分钱入帐。现在必须要明确发达国家出资的额度并限期缴纳。在绿色基金管理的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发展中国家希望由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进行管理,增加透明度。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一些援助资金不透明,管理不善。发达国家依然希望由世行等现有的组织来管理,管理的规则由董事会做出决定。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累积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关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在大气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累积排放量各占的比例约是7:3。但是,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累积量的比例正快速上升。发达国家的气候变化援助资金会随着他们所占的比例变化逐渐减少,气候资金援助的红利会逐渐消退。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南南合作,不仅在技术上可以互相支持,而且在资金问题上也可以帮助一些贫穷的、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小岛国。发展中国家可以建立气候变化合作南南基金来增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互相帮助。 多哈会议能否取得成功,援助资金问题必须解决。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高减排,要求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让,要求发达国家进行能力建设的援助等等,但目前看来都是水中捞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要正确的认识援助资金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重要性,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援助。资金援助是多哈会议的一个重要支柱,没有达到资金援助的承诺,多哈会议是不平衡、不公正和不务实的,也是不可能有成效的。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迷惘

(11月29日)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杨富强 在德班《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CMP8),要求附件一国家在2012年5月提交量化的减排目标、从第一期平稳过渡到第二期的规则、以及灵活的机制等。多哈会议CMP8能不能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期上平稳的过渡,是多哈会议政治上能否有成效的首要标志。多哈会议上,发展中国家要求《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高减排目标和有效的实施。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能够强制实施,避免将强制性的减排目标转变成自愿性的减排目标。各缔约方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进展的情况,解决遗留的法律和技术问题,达成共识,显示加强国际合作的精神。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减排的时间长度是五年还是八年,需要在第5年末进行评估并提高目标;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确保没有空档;2013年1月1号必须开始正式实施;减排留存额度和交易额度的转移。 在“伞形国家”中,日本、俄罗斯、新西兰等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京都议定书》的有关遵守条例规定,对完不成第一承诺期要求的缔约方,其处罚是,在第二承诺期要弥补上相同的减排量,并加上额外的30%的惩罚量。但对退出和不作第二期承诺的附件一国家,在法律上的处罚是空白的。即使实施处罚也苍白无力。日本和其他国家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期都没有受到处罚。这就鼓励附件一国家,衡量退出和仍待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期互相比较,觉得退出第二期更有利些。澳大利亚承诺在2020年要比2000年的水平减少5% 的排放。这种减排的承诺非常微弱,就连澳大利亚国会的绿党也认为,澳大利亚的人均排放和GDP排放强度指标都比中国和印度高许多。发达国家没有承担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却采取了减排行动。发达国家都拒绝承担他们的减排份额。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确实应该大幅度提高。 欧盟在多哈会上多次强调说,欧盟议会已经通过了20% 的减排目标,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根据欧盟智库的研究报告,欧盟的减排目标可以达到30%而不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欧盟官员却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求其他国家提高减排目标,他们才可以随后跟上,将减排目标提高到30%,并美其名曰谈判策略。欧盟减排的时间长度八年,在第5年末进行评估。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没有空档。2013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没有什么障碍,无需等待国会的批准,同时可以立即启动国会的核准程序。欧盟经常拿波兰会对高排放目标投否决票为托词,拒绝作出更高减排的承诺。 欧盟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其动机耐人寻味。欧盟在UNFCCC的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担当领导者的角色。欧盟在推动《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实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欧盟不会放弃领导者的角色,不会不作《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承诺。欧盟希望发挥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领导作用,并把这种角色带入新的气候变化条约的谈判中,引导气候变化谈判朝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京都议定书》经过多年的谈判和努力,各缔约方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京都议定书》中创建了一些市场机制,例如CDM。欧盟希望在新的气候变化条约谈判中,比较顺利的将这类市场机制塞入新的气侯条约中。欧盟希望在多哈会议上,能够体面地终止《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京都议定书》是欧盟的政治遗产,因此倍加爱护。对《京都议定书》的正面态度,使欧盟能够在制定新的规则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并影响未来谈判的进程。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欧盟公众推动欧盟承诺第二期的减排。 《京都议定书》是至今为止带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条约。《京都议定书》到第二期就失效了,确实令人遗憾。如果《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减排目标较高并实施有效的话,在2020年被新的气候变化条约所取代也就顺理成章,“光荣退休”。但现在可以认为《京都议定书》已从休克走向消亡,其根本原因就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没有提出较高的减排目标,实质上只是一副空架子。欧盟和其他附件一国家会顺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提高减排的承诺目标吗?可能不会。发展中国家会杯葛谈判会议吗?可能不会。《京都议定书》在多哈会议上体面地保存和实施了第二期的目标。尽管多哈会议在政治上有了成功的标志,但实质意义却很小。《京都议定书》的谈判、签署、实施、休克到消亡,展示了气候变化谈判退回到原点的轨迹, 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迷惘也就云消雾散。

《长期合作行动》议题的长期性

(11月28日) 创绿中心 李莉娜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   杨富强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第18届会议之前,许多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民间研究团体,都作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报告,这些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能源署(IEA)在今年8月份发表的报告指出,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历史的最高值。尽管在此期间世界经济衰退,但是并没有阻挡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继续攀升。发达国家排放增长量较低,大部分增长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紧接着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警告说,如果全世界没有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采取比较激进的措施的话,按照目前排放增长的趋势,到本世纪末温升不仅不能控制在2度以下,还可能会上升到4-7度。最近联合国环境署发表了一篇报告,指出尽管许多国家都作出了减排的承诺和减排指标,这些减排的承诺与实际的排放之间有一巨大的缺口。到2020年,这个缺口可以达到80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些报告都表明,现在世界各国应该积极的采取更具雄心的措施,减少和弥补巨大的缺口,否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资源供应以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都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这些报告在1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召开之前发表,向大会发出了警告,督促各国采取行动。在这次大会上,终结《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显然是一个重点。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谈判中,继续要求发达国家提高减排的承诺。但是除了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之外,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退出《京都议定书》,其他的伞形国家也不作《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承诺。这些国家摆脱了《京都议定书》的束缚,“跳船”到《长期合作行动》的框架下。在《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中,不仅发达国家要做出相应的提高减排承诺的要求,同时也要对《长期合作行动》多年的艰苦谈判作一个完好的总结,以便成功的关闭《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过渡到《德班平台》单轨谈判上来。事情会是这么简单吗? 在《长期合作行动》的第一谈判磋商会议中就明显地看出了分歧。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尽早关闭《长期合作行动》,进入《德班平台》谈判。《长期合作行动》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现在应该开始新的一页, 不要纠缠旧的不放。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认为,《长期合作行动》从2007年开始以来进行了五年的艰苦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尽管这些进展还未形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的内容,但是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共识。这是谈判的遗产和硕果,应该在关闭之前加以肯定,并且将未结束的一些重要内容,即使在关闭《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后,继续得到授权并在其他的场合继续进行磋商谈判。因此《长期合作行动》和《德班平台》不是截然的隔离,而是有机的联系。 另一个重要的分歧是,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长期合作行动》中的一些内容已在德班一揽子计划里面得到了体现,应该在德班决议的基础上讨论这些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不这么看,认为《长期合作行动》的许多议题是《巴厘路线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在德班一揽子计划中没有涉及的重要议题,应该继续在今后进行讨论谈判。 在《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会议上,会议主席提出了供讨论谈判的文本。围绕主席的文本,由于上述所说的立场不同,对主席文本的态度也就产生了分歧。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主席的文本并不是由缔约方来推动的,文本基本上是按照《巴厘路线图》的内容进行重复,而不是按照德班一揽子计划中的内容进行发展,主席文本对各缔约方会起了分化的作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主席文本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和基础,以供大家有依据的进行讨论、修改和谈判。因此主席的文本应该认为是缔约方根据《巴厘路线图》的决议所作出的,真正体现了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许多重要议题和大家所关切的问题。 《长期合作行动》在五年的谈判期间,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在一些议题上已取得进展和成果,这一点得到全体缔约方的原则上的共识。各缔约方根据德班会议的决议,同意终止《长期合作行动》的谈判。分歧的问题显然是在如何继承《长期合作行动》谈判的遗产和硕果,以及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在《长期合作行动》中,减缓、适应、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应该是首要的议题。《长期合作行动》要求发达国家要与《京都议定书》中附件一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要有可比性,在当前的情况下还要提高减排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许多“跳船”的伞形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即不愿意与《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目标相比较,也不会提高减排的目标。 在资金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在2013年-2020年之间的资金支持上,要做出资金分配计划的路线图,以便在2020年达到一千亿美元的资助水平,资金主要来自公共基金。在远景目标和排放顶峰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已造成许多损失和危害,要做出风险评价,需要资金做出防范措施。发达国家尽管承认发展中国家的适应问题,但对损失和危害问题缄口不谈。在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上,发达国家把知识产权作为一个主要障碍,借此不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核算中,发达国家应该找到共同的核算方法,避免重复计算。发达国家对森林破坏和退化也不感兴趣,对发展中国家认为要减少由于生态的退化造成的排放增加也很少支持。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在部门的减排行动中,例如航海、航空的减排问题,应该交由国际航空组织和国际航运组织来进行处理,而不应该采取单边行动。在资金的问题上必须要强调历史责任,这是资金援助的政治基础。尽管一些议题的文本上有些进展,例如在技术开发和转让文本上进展较好,但实际上可以看到知识产权阻碍了技术转让,基本上至今为止技术转让仍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正如第一篇报道所说到的那样,在提高减排目标、确实履行资金支持和技术开发转让这三个最重要的议题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但是发达国家不希望甚至阻碍在这些问题上的进一步讨论。《长期合作行动》二扇门的关闭需要双边的作用才能关闭,单边的行动和意愿都是做不到的。《长期合作行动》议题都是带有长期性的问题,它不仅是2020年以前各国所提出来的减排承诺和实施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2020年以后在新的应对气候变化条约中也应该包含这些内容。《长期合作行动》的终止并不意味这些有关长期减排所依据的基础的丢失,而应该继续推进这些问题的落实。《长期合作行动》谈判关闭了终止了,但在《德班平台》中仍然要涉及这些问题,否则会对《德班平台》的谈判产生麻烦。

多哈会议的宿命

(11月26日)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高级顾问     杨富强 Cop18会议在卡塔尔多哈召开。这是海湾地区国家第一次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卡塔尔国家盛产天然气和石油,尤其是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储藏量世界第三,约占世界的13.5%左右。多哈沿着它的多哈海湾分成南北两座城,一座新城,一座旧城。旧城是在原来的阿拉伯人集居地发展而起来的城镇,仍然保留着阿拉伯建筑的风格和阿拉伯风土人情。当我们倘佯在旧城窄窄的街道上,听着悠扬的阿拉伯歌声,感到旧城非常温馨。新城大楼林立,闪烁着现代的风采。展现了卡塔尔国家的富裕和充足。但是穿梭过新城之际,却感到一种冰冷的商业气息。卡塔尔人均GDP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本国国民只占所有人口(外来人口+本国国民人口)的20%左右。有一点像中国的广东省,把GDP都折算在广东的居民上,而没有考虑到几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但不管怎么样卡塔尔依靠自己的天然气和石油富甲一方,确实整个地改变了卡塔尔这片荒漠地区的模样。 多哈的建设正在蓬勃开展,工地吊塔四处可见,尘土飞扬。但在多哈城市的城区和郊区,在一片黄白色的荒漠上形成了一片绿洲。这不由使人想起一种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当你注视到在绿地和绿树底下,布满了各种滴管的管道,你就不由想起水资源和食品资源对卡塔尔和多哈城市是多么的重要。这里缺水,却灌溉着绿色盎然的草木。这里缺乏土壤,却有丰盛的食品供应。不由得使人想起食品和水资源对沙漠地区的国家是多么的极端重要。 气候变化必然会加重沙漠化地区的食品和水资源的供应,这种极端脆弱性一目了然。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农业生产和水资源的供应必然会造成贫乏和短缺。在一片繁荣的表面现象下,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海湾石油国家也认识到这个严峻的问题。他们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是一旦开采枯竭,这一片荒漠之地又怎么样能够供养他们呢?因此海湾的石油国家都在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应对的准备。他们减少本身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采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以及海水淡化问题来解决能源和水资源的供应,发展各种商业经济和金融中心,来弥补能源工业畸形发展和不足。 多哈会议的大厅是个庞然大物。当我们置身在这个建筑物中,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宏大、明亮和豪华。不由得想起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狭小的会场容不进四万人的参会者,只好把一半多的参会人员拒之门外。如果将四万人放在这个大建筑物中,却是绰绰有余。这次参会的几千人员在会场之间显得冷冷清清。空调异常的冷,看起来节约能源说的容易做的难。 我对多哈会议隐约着有一种宿命的敏感。1997年在日本京都签订了《京都议定书》,2007年在美丽的印尼巴厘岛签署了《长期合作行动—巴厘岛路线图》。按照惯例,这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又回到亚太地区,来到了多哈。多哈的使命,却是要终结《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的两轨谈判。这种气候变化谈判的轨迹,却隐含着一种神秘色彩。亚洲的良好发端,却要在亚洲终结。 在多哈会议上要终结《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关键是《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期实施的问题。欧盟独木难支,只有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承诺。新西兰已正式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有了加拿大和新西兰作伴,使得美国不会孤身独影。其他的“伞形国家”也都不承诺《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在此形势下,欧盟和澳大利亚所承诺的减排目标依然使人摇头叹息,仍只有20%和5%(澳大利亚在京都第二期的目标在2000年的基础上减少5%)。即使欧盟和澳大利亚做了第二期的承诺,其承诺的目标却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错失登高一呼尽显英雄本色的良机。《京都议定书》在第二期中存活,但实质上对减排行动贡献廖廖。尽管发展中国家对其他没有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附件一国家提出警告,他们不能享受《京都议定书》中的有关市场机制的好处,例如CDM机制。这些独立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期之外的国家更乐于没有承诺,没有排放限制。正如俗话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奈我何”。因此在多哈会议上,对《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仍然是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长期合作行动》谈判磋商中,如何能够妥善地处理一些重要的议题,使各缔约方取得共识。但在发达国家的眼中,《长期合作行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要进入到《德班平台》的新一页。也就是说,《长期合作行动》应该彻底的抛弃。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对美国和其他伞形国家最不喜欢的三个议题是:减排高目标,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在这些议题上仍然会花很多的时间进行谈判。发达国家强调《京都议定书》只占15%的总排放量,80%的排放量的国家却没有纳入进来。因此《德班平台》才是更重要的问题。以此来表明《京都议定书》和《长期合作行动》无关重要, 要尽快终结摆脱,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德班平台》上,并在2015年提出新的条约框架。 除此之外在很多议题上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碳排放泄漏、碳排放测量统一口径、知识产权问题等等,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多哈谈判的会议上,时间十分关键。各个缔约方都应该试图找到共同点,公开公正的进行磋商,充分发挥包容性和折中妥协,使多哈会议务实和平稳的过渡。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在开幕式上风趣的警告,多哈会议希望能在星期五(12月7日)结束,而不要拖至星期六甚至星期天。尽管参会的人员都会意地发出了笑声,但是大家都很清楚,这并不代表着这次多哈会议是一个轻轻松松可以达到原来设想的目的的一次会议。我们早些时候强调,多哈会议的结果有几种情景,但是如果要得到好的结果,需要会议的各缔约方都认真包容性地进行磋商和谈判。但是气候谈判会议在亚洲的轨迹,从京都到巴厘到多哈,所暗示的宿命却使人挥之不去。